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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长城只看成一道墙” 长城古村落的修复与保护

2018-01-27 16:37:00

几百万人散居在数万公里的长城脚下,从事农业或畜牧业。山西广武,坍塌的明长城及其周边村落。(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1月25日《南方周末》)

《长城保护总体规划》至今仍迟迟未能颁布,使《长城保护条例》缺乏细节规划,保护长城的实际功能“大打折扣”。在2018年年初举行的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上,“实施长城保护行动,报请国务院发布《长城保护总体规划》”,被纳入2018年的文物保护重点工程。

        长城自景区蜿蜒而出,就不复游人如织的热闹景象,突然寂静下来。几百万人散居在数万公里的长城脚下,从事农业或畜牧业。有人向往田园牧歌,更多人离开。

        边玉是“逃离者”之一。在位于大同市西北部的助马堡生活十几年后,他搬到了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大同市区。据考证,助马堡始建于明代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是著名的“塞外四堡”之一。助马堡里的明清建筑鳞次栉比,东门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拆除以修建炮楼,其余城堡都基本完好。边玉喜欢家乡的风物和古建筑,但经济状况迫使他像很多人那样“逃离”。

        边玉每年都回乡祭祖,通常在一座七八平方米的小庙前为祖先烧纸钱。小庙边上是座古宅,他祭祖后围村子转一圈,再回到城里。和大多数村民一样,他不知道那座庙宇的名字。艺术家张明弘的“寻根长城”团队来到助马堡时,正值傍晚,焚烧纸钱的火焰正在夕阳余晖中跳动,这座“宛如一部明清建筑史”的古堡令他兴奋异常。

        2014年开始,张明弘从辽宁丹东虎山出发,沿长城采风。他被长城边堡所吸引,遂成立“寻根长城”团队。除去建筑,他将更多目光投向边堡内古村落的民居、民俗文化,以及它们的文化传承。

“至少要让大家知道拜的是谁”

        在村支书郭有成的指引下,张明弘询问了村里的老人,才知道那座庙叫“五道庙”,供奉着监督阎罗王判案的五道真君。“不能光拜,至少要让大家知道拜的是谁吧!”张明弘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看到庙里光秃秃的墙壁后,他向郭书记表达了“画庙”的意愿。获得应允后,他在助马堡停留数日,描绘五道真君的神像,还在庙门口张贴了这位神衹的“简历”。
       很多村民围观张明弘“画庙”,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世代居住的村落。村子正中的玉皇阁于1946年被拆毁,只剩下玉皇台。郭有成与村民一道,将埋在台下的同治年间雕刻的“玉皇阁”石碑重新树立起来。回乡祭祖的边玉远远看见复原的玉皇阁碑,激动得“不知道自己该说个啥”。“其实我们早就想修了,可是没有人带头,现在有张老师牵头,我们都要出点力。”他与张明弘建立了联系,义务承担起助马堡古村落的保护和筹资工作。

        边玉和郭有成的努力,使助马堡逐渐恢复了传统古村落的原貌。2016年11月9日,住建部将助马堡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7年6月的“助马堡首届民俗文化艺术节”期间,张明弘应邀题写了村名。在边玉眼中,搬到城里的村民回乡更加频繁,“有了经济基础和完善的生活设施,才会让更多的村民留下来”。边玉等人现在“多头并进”,联合县文化部门,向山西省文物局递交报告,申请资金修缮被日军破坏的东城门,筹建助马堡民俗博物馆,并且准备出版村志。

遗存精美,但处境艰难

        截至发稿,张明弘已经带领“寻根长城”团队考察三年,累计行走6万余公里。实地踏查使他对长城有了更细致的了解。外界所谓长城关口,实际分为“关”和“口”两类。关指在大型出入口设立的建筑,战乱时期抵御外来侵略,和平时期供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交易往来,通常驻有军队守护。口则指相对狭窄,不能通过大型军队的山坳,通常作为百姓交往的窗口。

        眼下长城关口古村落的居民,多是明代“军屯”制下的军人后代。为减轻农民负担,明朝政府采用“军屯”政策,派遣士兵在长城关堡处垦荒种田以供军用。几百年间,这些军人的后裔在长城脚下繁衍生息,形成了一个个颇具特色的古村落。

        张明弘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了大量影像资料,影像中的遗存相当精美,但处境都很艰难。“像助马堡那样村民自发保护的情况,在长城沿线有很多,但相比古村落总数简直微乎其微。”张明弘说。因为常去县城周边写生,山西忻州市河曲县的艺术家秦文理对附近的文物颇为了解。罗圈堡村龙王庙和真武庙中都留存着精美壁画,前者的明代壁画尤其精细。因无人看管,孩子们常去庙里刻刻画画,壁画下部损坏很严重。

        外来的“寻根长城”团队激发了村民保护文物的热情,囿于经济能力,他们只能给龙王庙加上铁栅栏门,并在庙外安装摄像头,防止它继续遭到破坏。秦文理关心罗圈堡的文物,感慨真武庙已部分坍塌,“好在有壁画的那一半还没有塌”。但村民只能“眼睁睁看着,等待有人帮忙修”。张明弘为此忧心。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形容,每座古城或古村落消失,都会影响“传统文化样本”。

由于资金紧张,张明弘就私信了一些微信朋友,募捐了十几万,招募了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以旧整旧,绘制了三官庙的壁画,并塑天地水三官神像。(视觉中国/图)

每座古城或古村落消失,都可能影响“传统文化样本”。图为山西平集堡还存留的完整城墙。(视觉中国/图)

“我们只是挣口饭吃”

        修复古村落后,“把它的文化形态和生活形态结合好,开发出旅游产品,一定非常有前景”。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认为,旅游之外,其他业态同样应当存在,“我们在盐池长城脚下和农民结合起来种树,然后扶持他们,也让当地居民有了很好的收入,人自然就愿意留下来了。”

        大量古村落需要“拯救”,但众多得到修复的长城和古村落也未必尽如人意。2016年9月,一则“七百年最美野长城被砂浆抹平”的新闻广受关注。当地文物保护部门负责人随后回应:修缮经过国家文物局审批,方案的设计、批复、工程监理和验收每一步都合理合法。这次修缮,“寻根长城”很早就发现了。那段长城位于辽宁省绥中县永安堡乡小河口村,始建于明代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据说曾由戚继光带领“戚家军”修缮。敌楼内部构造各不相同,拱门全部由巨石雕成,刻有精美的吉祥图案。“大家只看到了(那段)长城被抹平的样子,并不知道原来有很多石雕拱门,因为太重,吊不上去,施工方就让工人丢到一边用土埋起来了。”张明弘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在2014年8月6日拍摄的视频中,他向工人询问,对方答复:“我们只是挣口饭吃,上面领导让修成什么样就修成什么样。”

        董耀会记得,这段长城旁有一座空心敌楼,属于长城的一部分,当地人称之为“高楼”。长城被砂浆抹平期间,“高楼”在一个雨夜坍塌一半,“当地村民还以为地震了”。“花费一两千万修复长城的钱有,怎么日常维护的小钱就没有呢?”董耀会说。古村落民宅的保护状况更不乐观。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是明代著名的边贸生意集散地,三城相连,在长城边堡中较为少见,城里大多是清朝和民国的古建筑。张明弘团队到达时,正值杀虎口修缮。施工方把旧城村民迁到城外,统一规划,每人三间新房,杀虎口成了当地新农村建设的典范。

        然而,南城在修缮中被拆除,建成了水泥框架、灰色瓷砖外墙的仿古建筑。张明弘找到旅游开发项目部经理询问,对方回应,拆掉只有一两百年的清朝房子,是为按照明朝古地图修建,恢复明朝杀虎口原貌。尽管许多修复措施“很荒唐”,董耀会还是理解大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是逐渐发展的。1984年至1985年,他用508天徒步考察长城,并参与撰写《明长城考实》一书。到达山西省左云县八台子村时,他发现为了建砖瓦厂,村里已经用推土机把长城推倒了六十多米。

        董耀会希望村民停工,但村民和基层政府并不理解。直到他向上级领导反映,这件“荒唐举动”方才终结。目前,这段长城在大同市境内保存最为完整,正准备开发旅游。由此,当地村民意识到了保护文物的重要性。

没有了人,长城就没有意义

        几年中,张明弘体会到了长城周边居民保护家园和古村落的热情。“只是缺乏牵头人,如果有人带头,你会发现他们的热情超过你的想象。”张明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2015年,他行走至大同市天镇县水磨口古堡,牵头修复大福庙的时候,起初并没有人参与。但修复开始后,当地居民、政府及很多企业家纷纷捐款捐物,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的十余位艺术家参与修复。

        据董耀会介绍,中国在2006年即施行《长城保护条例》,将长城本体和关堡均纳入保护范畴。然而,《长城保护总体规划》至今仍迟迟未能颁布,使《长城保护条例》缺乏细节规划,保护长城的实际功能“大打折扣”。在2018年年初举行的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上,“实施长城保护行动,报请国务院发布《长城保护总体规划》”,被纳入2018年的文物保护重点工程。

        经过三年考察,张明弘认为“长城”应该有两条线,除长城及关堡建筑外,还有一条是成百上千年守护在长城脚下的民众创造的文化。董耀会认为两条线本身就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把长城只看成一道墙,长城是一个区域。如果没有了人,墙就没了意义。”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很多村民意识到了保护文物的重要性。2017年10月22日,大同市得胜堡村两位七旬老人懊悔当年“拆长城建家院”,将自家旧房子的长城砖拆下来,搬回长城,用泥巴重新垒起来。一些专家对他们的举动提出异议,认为“农民没有修长城的权力”。

        “修复长城,国家规定要由基层政府报批,文物局批复,才能修复。”董耀会表示,“得胜堡农民自发修长城的行为,反映了人心的回归,以及对文化遗产认识的提高。政府应该积极鼓励。如果觉得这种做法不合适,可以将城墙砖统一收起来,规划修复。而不是扑灭他们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