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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摘要】《中国长城志•总述》

2018-04-06 11:40:00

 

这是中国长城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型志体著作,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关于中国长城的著述。

10卷,12册,2500万字,300余位学者,投资数千万前后十余载春秋。

《中国长城志》的横空出世,构筑了一道出版界的“文化长城”。

前无古人,绝世传承,其孕育、诞生过程不仅凝聚着数千人的十载心血,创作团队倾力打造时代精品的文化坚守与难能可贵的工匠精神,更是长城精神的时代注脚。

 


 

长城与中华民族融合

中华文明是中华各民族在共同的生活中,长期融合、共同创建的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相互冲突、相互竞争和相互影响,这期间,长城发挥了重要的调整作用。

苏秉琦曾经从考古学的视角将中国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中原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这种观点“同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点有所不同,从而对于在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应该说是在这些不同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下发展成今天的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历史上经历了三个较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炎黄到夏商周,再到秦统一中国,长城在这个时期产生并发展起来。第二阶段是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的冲突与融合,形成了费孝通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长城几乎伴随了这个历史阶段的全过程。第三阶段是从1840年前后开始,中华文明面临来自西方的严峻挑战,长城的作用在这个历史阶段发生重大转变,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长城内外各民族及其政权,不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处于地区性多元调整状态。各民族在长城区域的碰撞与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实体的形成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最早的地区性统一中心”“自公元前51年南匈奴归汉后,中原农业地区的华夏汉族与北方畜牧业地区的匈奴族的汇合,便是中华民族形成之始”。

长城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生活在长城地区的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整体的一部分。中华民族统一体形成之后,各民族的差异性并没有消失,在统一中存在着多元格局。历史上由于多元关系的存在,各民族之间又存在着反复分合的动态发展过程。

古代中国无论分裂还是统一,无论是汉族政权统治,还是其他民族统治,生活在长城内外的其他民族在保持独立性的情况下,都重视和中原地区的一体性。

历史上入主农耕地区的其他民族不同程度地接受中原文明的过程,既是中原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外学者的观点分歧在于,西方及日韩学者强调文化冲突,中国学者则在正视和承认“冲突”的前提下强调文化融合。北方入主中原的其他民族的不同程度汉化,虽是历史事实,却也并非所有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或牧猎、农牧兼营民族都被汉族同化。但不可否认的是,游牧民族或牧猎、农牧兼营民族建立的王朝为中华文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进入长城之内建立政权的各民族,认为控制中原地区即是“正朔”所在,统一了长城内外的北魏政权,认为自己是中华的代表。北魏时期的大臣韩显宗,在上书魏孝文帝时,就称南朝为伪政权,他说“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韩显宗的观点,代表了北朝人视自己为正统,而称南朝为“伪”政权的普遍认识。古代建国号自立的民族政权,“不自外于中国,互斥对方‘潜伪’,并往往把统一中国为己任。……而当中原地区出现强大的王朝时,他们又渐趋消失或统一,从属于中央王朝”。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就奉祀在历史上有大功大德者的人选问题命大臣讨论。当大臣们说要敬佛时,阿保机否定说:“佛非中国教。”皇太子说:“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阿保机大悦,也认为应当奉祀孔子,于是批准了修建孔庙的提议。从历史发展的长过程来看,其他民族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维护,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贡献。

考察契丹人建立的辽、女真人建立的金、蒙古人建立的元、满族人建立的清就会发现,这些由游牧或狩猎民族建立的政权,保留部分原有风俗习惯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同时,执行的政策多是农耕王朝的模式。通过考察这些来自长城之外民族汉化过程,可以清楚地了解游牧民族及其政权接受中原文明的过程。

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实体,虽然早就已经形成,古代长城内外不同民族彼此之间内在联系一体性认识,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清末以后,尤其是近百年前,当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和瓜分行动加剧,中华民族面临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时,各民族共同认识到了全民族的共同敌人。各民族人民在共同反侵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独立的斗争中,才逐步认识了极深刻的内在联系,并且迅速上升为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和民族觉悟。

长城在2000多年中,保障了农耕地区大部分时间的安宁,保障了农耕文明的发展。在长城这个平台基础上,长城内外的农耕和游牧民族及其政权才能实现有序地互市贸易和长期地和平共处。明代,在边镇关隘设立马市的制度就是一个例证。

长城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结合部,构建起维护正常交往的秩序。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共同传承发展了中华文明。长城是中华民族融合的纽带,为中国社会形成多元一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必将使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区域文明日益走向融合,人类文明无疑将由多元走向一体,形成人类文明的多元一体新格局。今天的世界,一方面,全球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世界各国之间的各种矛盾、争端、冲突此起彼伏,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大发展,经济与文化相互渗透日益强化,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趋势也在加强。在这一时刻,我们认知长城、了解长城、解读和阐释长城就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认识长城文化遗产对中国历史和未来的影响及其意义非常重要。如果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长城历史,那么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就是不完整的。通过这部《中国长城志》,伟大的长城将全面、深刻而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