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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档案”与“快嘴王”

2005-01-12 16:03:04
  在山海关,凡是有人来考古长城和采访长城,陪伴的人中往往少不了这两位的身影:王雪农和郭泽民。这二人,一个是山海关长城博物馆馆长,一个是区文物保管所所长,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热爱家乡、醉心长城、陶然文物,在自身岗位上尽己所能,传布长城文化,播撒长城精神。
  1984年小平同志“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题词发表后,关于长城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凸显出来,有关部门适时筹建了山海关长城博物馆。1992年,山海关面向全国公开选才,征召长城博物馆正式馆长。
  王雪农,童年在昌黎县乡下长大,工作后到了山西,在某高校教历史,在古钱币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有一年他携妻带儿游览山海关,面对山海形胜、铁壁雄关,心中陡生浓浓乡情,家乡的山水、家乡的长城牵住了他的心。作为文物研究专门人才,他一举应召成功。
  与王雪农不同,郭泽民从小就与长城打交道,修复长城时当过小工,旅游开发后在景区照相,后来从师先父郭述祖(我市著名长城研究专家,出版有专著《山海关长城志》),系统学习文物知识。郭泽民原本只有初中文化,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文物工作者,他需要弥补和强化的东西太多。但高山挡不住有志攀登者,入门的几年中,郭泽民牺牲休息时间,放弃一切娱乐,一门心思投入学习,研读了《明史》、《清史稿》、《临榆县志》、《二十四史》。后来两次脱职到河北师院历史系文博专业班和同济大学学习,获得大专毕业证书。1993年,郭泽民被提任为文物保管所所长。
  人称“快嘴王”的王雪农,因学识渊博、口才良好,省内外一些新闻单位在搞长城报道时,常常邀请他帮助策划,有时还让他担任客串主持。身影出现在电视上,一些人未免叽叽喳喳,说他爱出风头。王雪农则认为,人家千里迢迢来到山海关,不是对我感兴趣,人家是对长城感兴趣,对山海关、秦皇岛感兴趣;离了长城,人家认识我是谁?只要是有利于长城、有利于山海关的活动,我都乐于去做,风头不风头无所谓。
  相对于王雪农的健谈,郭泽民则是另一番样子:不擅辞令、做多说少。在山海关,郭泽民可以说是对长城做实地调查最多的人,被誉为“活档案”。自打1983年“入道”之后,郭泽民就没间断过对长城的实地踏访。尤其是春初秋末,没有庄稼的遮蔽,视野开阔,他骑着自行车到一个个点,登上去,看长城走向,看地形地貌,看周遭环境,结合历史人物和军事战役,像破案一样,琢磨此地到底为何,分析此地意义何在。
  1986年全省开展文物大普查,郭泽民带队普查国保文物万里长城。时值12月,地冻天寒,一行人手拿竹竿、皮尺、麻绳,肩背干粮、水壶出发了,从老龙头开始,顺长城一竿子一竿子量,攀峭壁过河沟,在获得文物数据的同时,还向沿线百姓解说长城、宣传长城,唤醒长城保护意识。在三道关“长城倒挂”,城墙砌在峭壁上,有人说攀上去太危险,上去了也下不来,估一下算了。郭泽民不同意,坚持实地测量。在九门口南山,石上积雪,道险路滑,郭泽民带头从长城上走,而不是沿城墙走,为的是获得精确无误的数据。结果,山海关区境内长城长度比先辈的测量多出3公里,烽火台的数目远远高出志书的记载,同时还获得了大量的其他的重要数据。这就是郭泽民,一个勤恳敬业、求真务实的一丝不苟的人。
  对于文物考古,实地调查很重要,做考证研究也很重要。今年初,山海关文物旅游局在上年的年终总结报告中,起初没有把文物研究方面的成绩写上,一些人说发表论文完全是个人行为,不是局里工作。王雪农对此大为不解:在哪个哪个景点安了个栏杆都写进了年终总结,局里搞文物的一年发表几十篇论文竟然只字不提,为什么发表论文就不算成绩?虽然发表论文是个人的行为,但研究出来的成果却是山海关的,发表论文本身对提高山海关的知名度也有好处,为什么就不能写进去?
  在长城博物馆,别说专业导游员,把门的、看厅的讲起长城来都一套一套的,这与王雪农的高水准要求是分不开的。长城博物馆刚建起时,馆藏少不说,还没有专门人员,工作人员对长城知之甚少,面对游客疑难,有的一问三不知,博物馆仅仅算个“景点”。王雪农提出,“是博物馆的人,都要当长城专家”,讲解员光背展板不行,要当学者型的,一般人员对游客要做到有问必答,把博物馆在保管展示之外的宣传教育功能切实担负起来。在他的带动下,长城博物馆涌现出一批出类拔萃的导游员,郭颖被评为“国家优秀导游员”。2001年7月,北京海淀走读大学师生到山海关登长城,在长城博物馆通过馆长及导游员的生动讲解,他们体会到了一个全新的长城,内心振奋,直叹不虚此行,向博物馆赠送锦旗,上写:“长城精神,播撒四方!”
  历经数百年风雨剥蚀的长城已可谓老态龙钟,哪怕一点点的人为破坏都会牵动深爱着她的儿女的心肠。前年省电视台来拍长城专题片,市文保处同志请王雪农到现场给讲一讲长城上的排水系统。在秦皇岛境内排水系统保存最完好的一座敌楼上,人们惊讶地发现,足有几百斤重的排水砖石已经被掀翻了,直观的排水系统被破坏了。王雪农等文物工作者痛惜不已,两个月前来时还好好的,如今已面目全非,估计是村民挖药材时干的。对长城的保护,刻不容缓!多年来,王雪农对此大声呼吁,具体的、直接向文保部门和政府领导反映。他说,作为博物馆人员,虽然没有这方面的责任,但有保护国宝的使命,虽不能直接去参与,但可以提建议,吁请注意。
  作为文物研究者和直接的文保执法者,郭泽民骑着自行车风雨巡视了几十年,长城是他长相守、相濡沫的朋友。哪有挖沙的、哪有取土的,工程施工是否符合要求,他都要走过去瞧瞧,于长城有碍的,坚决制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长城拆墙挖砖是家常便饭,人们认为该拆该挖,长城是“四旧”。令人欣慰的,几十年的宣传教育和法规制度的跟进,山海关人对长城的保护意识早已今非昔比,保护行为成为“家常便饭”。前年大旱,有位农民在城墙边挖了个坑,从护城河担点水存在里面,马上有群众打电话反映。见到有工程队在长城沿线施工挖土,附近几十位百姓到文物旅游局举报,即使工程是经过国家、省市批准的,郭泽民也总是注意表扬人家、感谢人家,称赞群众“保护意识好”。
  山海关的这两位文物工作者,都已年过半百。说到半世的辛劳,郭泽民称:也就是尽己所能,争取多给后人留下一点东西。王雪农称:围绕长城做了一点事情。“一点东西”、“一点事情”,伟大民族象征的万里长城就是在这“一点点”中筑就的,刻不容缓的长城保护与开发这一神圣使命落在今人肩头,它需要无数人热情激荡地“一点点”去做,每个人留下每个人的“一点点”成绩。
  多一些王雪农、郭泽民这样的人,长城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