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下面这件事发生在记者结识他之前：
　　２００１年中国长城学会年会上，围绕６名申请加入长城学会申请人的资格问题，专家学者们议论纷纷，原因只有一个，他们都是长城沿线地地道道的农民。学会秘书长董耀会站了起来，他力排众议：“长城边上如果有１００万农民会员在保护长城，那我们长城学会功德无量！”这６名农民中就有一位秦皇岛人，抚宁县驻操营镇城子峪村村民张鹤珊。

记者是这样与他不期而遇的：
　　去年４月，记者赴董家口采访长城旅游开发，因修路，绕道城子峪村。狭窄的胡同里，一家古旧农宅门旁钉着的一块长条木牌吸引了路人目光，木牌上面用毛笔书写几个大字：“中国长城学会会员张鹤珊，免费导游”。因着急完成采访，记者掏出一张名片，递给路旁的一位村民，叮嘱他告诉这个叫张鹤珊的人与记者联系。
　　下午，采访后沿原路返回，接近城子峪村时，远见村头一高岗上蹲着一个人，见汽车驶来，他迎了上来。年近５旬，古铜色面庞，穿一身过时的旧人民装，粗糙的大手里攥着一个小本子——中国长城学会会员证，他就是张鹤珊。
　　知道记者在采写有关长城的报道，他执意要让记者看一看他住的村庄，村庄后山梁上的长城。在山梁上，他如数家珍：我们村的这段长城保存最完好，敌楼最密集，明代的点将台、校军场、兵器库残迹犹存。村子原为明代驻军的城堡，城门前古松合抱，石碾厚朴。张鹤珊家就是明代一位长城守军提调的宅院，四合小院历数百年，仍保留着原汁原味，只是年久失修，呈摇摇欲坠状。他引领着记者看他从长城上、山沟里搜寻到的断碑、残片、石雷、石狮、箭簇，翻阅他搜集整理的乡间有关长城的传说。
桩桩件件，字里行间，隐透了他与长城割舍不断的情结。
　　　　　　　
　　　　　　　　　　　　　　　　　　　二
　　城子峪村因长城而生。长城为明徐达于明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年）统兵所筑，守军驻守山下城堡，城堡因而演化成为村庄，城子峪村村民是长城守军后代，是长城后裔，大多数都来自浙江金华、义乌。至今，村里还保留着一个独特的民俗：逛楼。初春时节，万物复苏，村民们举家出门，带着菜肴水果、酒水饮品，到山上去，到长城上去，瞻仰一座座先祖留下的敌楼，祈求先祖的庇佑，开始新的一年的劳作。
　　那是７０年代的一个春天，张鹤珊随县文化馆的一个老同志“逛楼”。老同志发现了两块被红卫兵砸碎、推倒的长城记事碑，他抚摸着记事碑对张鹤珊说：“这是历史呀。来，我念，你记，咱们把它留下来。”
　　１９８４年，邓小平“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呼吁响遍全国，长城第一次被提升到了民族魂的高度，这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又是一次空前的长城宣传，偏远山区里古旧庭院的张鹤珊被震动了，他又想起了１０年前的那次“逛楼”，那位老文化工作者，那段残碑。一打听，老同志已经故去，上山一看，那两块石碑早已无影无踪。
　　村后的长城，曾遭两次劫难。第一次是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日本兵在城子峪修炮楼，材料都来自山上的长城。日本兵用刺刀逼着村里的大人、小孩去山上拆长城砖，一块一块背下来修炮楼，日本兵还把长城上的铁炮拉走了一卡车。这是村里的老人讲的，张鹤珊却亲眼目睹了红卫兵将村东北规模浩大的兵器库和水门炸塌。
　　张鹤珊感觉到了一种责任，于是，农闲时，他反倒成了大忙人，惟一的事情就是上山，寻找长城石碑、石雷。
　　听村里老人讲，村东２．５公里远的山上有一敌楼叫“断虏台”，是戚继光亲自命名的，敌楼旁曾有一石碑记载此事，但却被日本鬼子砸毁了。张鹤珊寻思：这块碑一定很重要，砸碎了也应该有残片，一定要找到它。
　　从此，他开始了长达１０年的近乎痴迷的找碑历程。
　　无论春夏秋冬，没事了，他就上山去转，两边的山坡踏遍了，没有；再远的荆棘丛中钻遍了，没有；他又开始钻山沟寻找……
　　１０年，几十趟，苦头可吃了不少。
　　冬天，踏雪上山，脚下一滑，他从山梁上滚落到山沟里。脸上、胳膊上、大腿上都磕伤了，衣服破了，成了半截袖，裤子也成了两片。他爬起来，坐在地上半晌无语……
夏天，一大早５点就上山了。钻进荆棘丛，他“傻”了，斜上方的树枝上，碗口粗的一条大黄蛇，足有３米长，“丝丝”地向他吐着红信子。他拣起石头砸，把蛇吓跑了。松口气，挺直了身子，可没成想大祸临头，他的头“捅”了马蜂窝。一窝大黄蜂没头没脑地糊上了他，他挣扎着脱下衣服，蒙上脸，“抱头鼠窜”。眼睛肿成了一条缝，他用斧子砍了一根树枝，拄着它挪下山回了家，媳妇、儿子像见到了“弥勒佛”。
　　残片拣了不少，那块梦寐以求的石碑也终于被他找到了，“御倭”、“太子少保”等字清晰可辨。他如获至宝。

　　　　　　　　　　　　　　　　　　　　　三
　　九十年代末，看长城、走长城、拍长城、画长城的人越来越多，他结识了董耀会，“长城四怪”、郝三进……张鹤珊与这些人的交往、沟通也使他自己的意识得到了迅速提升：要更高、更远、更深入，要去挖掘长城深厚的文化内涵。
　　中午、晚上，村里的老人、小孩、男人、女人都愿意到古城堡门口的大松树下、石碾子旁晒太阳、乘凉，老人们总爱讲“瞎话”，都是一段一段的民间传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鹤珊把有关长城的传说进行搜集、记录、整理，一字一句写在作文本上，至今，《长城故事传说》已经２０多篇了。
　　２００１年，市政府征集人民建议，他花了好几天时间，给市长写了一份建议，提议做好山海两篇大文章，在北部山区开发长城旅游，并设计了九门口——董家口——义院口——青松岭的旅游开发方案。这份建议在《秦皇岛日报》上刊发，并在这次征集活动中获了奖。
　　张鹤珊更忙了，他想，不管搞不搞旅游，有关长城的资料也是越详细、越准确、越全面越好。这件事自己担起来吧。他开始对城子峪村范围内明代石门路大毛山提调管辖的这段长城进行勘察、丈量。
　　他的岁数大了，儿子也长大了，在他的影响下，儿子也成了长城迷。三九天，他带着儿子上山，用皮尺一米一米地丈量，对一段段长城、一座座敌楼的建筑形式、材料、尺寸仔细做了记录。
　　加入了中国长城学会，他没有当成荣耀，仅把它当成了神圣的使命。他做了一块木牌，钉在家门口，目的明确：无论谁来了，他都愿做义务导游，带着他们上山，讲长城，讲历史。
　　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个长城村，知道了张鹤珊，慕名而来者也越来越多，不光本地人，北京的、唐山的、天津的、东北的，还有不少老外。他家的小院子简直成了长城接待站。

　　　　　　　　　　　　　　　　　　　　四
　　张鹤珊痴迷长城，忘了小家，家里残破不堪。地荒了，房子破了，他不敢去想。家务甚至农活儿全放在媳妇肩上，来了看长城的，她还得给做饭。媳妇当然也得唠叨：“光显摆你了，报纸上发表文章，记者采访你，你出名，来人吃饭还得我做，柴禾得我去打，地得我去种。你喝西北风吧。”
　　家徒四壁，房子摇摇欲坠，日子过得紧巴，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全指着那块地呢。张鹤珊也觉得欠媳妇的太多。可正如张鹤珊儿子说的：“我爸我妈感情好。”他们两口子也对记者说了同样的一句话：“理解万岁。”
　　张鹤珊信念不变，他总爱说：“佛争一炷香，人活一口气。人活着就得有点追求，有点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