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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敌台的起源及相关问题

2011-01-13 14:24:20
空心敌台的起源及相关问题

长城防御设施研究之一

 


 

       空心敌台是明代边墙(长城)重要防御设施之一,以蓟、昌二镇为多。本文论证了空心敌台产生的背景,实心马面向空心敌台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蓟、昌二镇空心敌台的修建。

关键词     马面   空心马面   空心敌台

 

许多人认为,空心敌台是戚继光所创。例如《长城百科全书》称:“空心敌台是明将戚继光坐镇蓟镇时创建的,详见戚所著《练兵纪实》(按:应作《练兵实纪》)一书。”[1]《长城辞典》也谓:空心敌台“是戚继光住蓟州镇总兵时所创,他在《练兵纪实》(按:为《练兵实纪》之误)中说:‘今建空心敌台,尽将通人马处堵塞’。”[2]上述这种说法相当普遍,许多书刊提到空心敌台时多作此说。

大量的文献记载表明,空心敌台源于实心马面,空心敌台的出现,经历了很长的发展演变过程。戚继光修建了蓟、昌二镇空心敌台属实,但是,空心敌台不是他首创的。

 

一、马面产生的历史背景

 

城墙上最早的防御设施是关城。城墙必须留有供行人进出的城墙豁口,为了防止敌人乘虚而入,在城墙豁口处设置可以启闭的门扉,称作城门。为了防止敌人火攻,在门扉上还会包上铁皮或铜皮。

城门又叫城关,因为古代的商人进入城内经商需要交税,城门被赋予征税的责任,故而又被称作城关或关卡。在边境地区,出于军事安全的需要,还要检查进出城门的公文证件,这也是城关的一项任务。关的设置很早,史称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请老子为其著书,成道德之意五千余言”, [3]这就是今日所见的《道德经》。关令尹喜所在之关,后人或称为河南的函谷关,或称为陕西的散关(今称大散关)。老子被关令尹喜所阻,证明关有检查行人进出的责任。老子是春秋时人,比孔子稍早,可知在春秋时代关就有了检查行人身份的规定,而关的出现还要早到春秋以前的西周时代。

现在有些人将城关与城堡相等同,这就完全混淆了城关和城堡的界限。城关为了加强防守的需要,有时会筑城将城门包围起来,故而民间又称作关城。就长城而言,关城是长城墙体上修筑的设施,而城堡是在长城墙体的内外,在空间上与长城墙体并不连接在一起。二者不是一回事,应当加以区别。

城邑、长城的墙体,多为夯土版筑和毛石垒砌。墙体有收分,自下而上逐层内收,各夯层之间留有缝隙,甚至还会留下施工时交手架子的孔洞和木桩。石垒墙的缝隙就更大了,随处可见。这样就为了攻城的敌人留下了可乘之机,他们可以利用墙体缝隙攀援而上,在史籍中称作“蚁附”,即像蚂蚁一样附墙而上。从墙头之上正面射击“蚁附”的敌人,往往达不到目的,因为存在射击中的死角。为了改变城防中的薄弱环节,减少射击死角,人们便在墙体外部,修筑了凸出墙体外的射击平台,从侧面射击“蚁附”的敌人,可以产生良好的军事效果。这种凸出墙体外的射击平台,被称作马面。旧说马面是指长形脸面,长脸面的人被称作马面,传说中阴间阎王跟前有牛头马面,即取此意。此固为一说,不过从军事角度来看,马面是城墙的凸出部分,有如马首在前,马面应是以此得名。

 

二、魏晋时期马面的产生

 

中国历史上马面产生的时间,在历史文献中缺乏明确记载。从遗留至今的城墙马面实物而言,应当是在魏晋时期产生的。

魏晋洛阳城是东汉、曹魏、晋和北魏的首都,其故址在今洛阳市区以东约15千米处。1954年、1963?1964年曾先后两次进行钻探、勘测,绘制了实测图。该城北依芒山,南临洛河,其平面作长方形,南城墙被河水冲毁,其余三面城墙至今犹存。其西北隅为金镛城,是由南北相连的三座小城组成。[4]

据实地勘测的结果,在大城和金镛城的外侧城墙上,有凸出于墙体之外的平台,被命名为“城垛”。大城西、北两面城墙发现城垛7座,西城墙北段4座,北城墙东段3座,城垛之间的距离约为110-120米。金镛城外城多已毁坏,城垛只保存11座,形制与大城城垛相似。城垛均作长方形,夯筑,面积有大有小,大者19.5×12.5米,小者18.3×8.3米。城垛作长方形,不作方形,目的使它显著的凸出于墙体之外,能够有效地从侧面射击已接近城墙,准备攀援而上的敌人。

两个相邻城垛之间距为110-120米,这个间距的确定与当时弓箭的有效射程有关。当敌人攀援登城之际,其左右两个城垛上的士兵同时都可以射击敌人,不过弓箭必须在有效射程之内,“强弓之末不能穿鲁缟”,说的是在有效射程之外,弓箭就失去了杀伤力,不能杀伤敌人。魏晋洛阳古城的城垛为110-120米,说明当时弓箭的有效杀伤距离,应当在55-60米左右。超出了55-60米,弓箭就失去有效杀伤力,“不能穿鲁缟了”。由此可知,当时在规划设计城垛的间距时,充分考虑到弓箭的有效射程。

据现场勘测所见,汉魏洛阳城的城垛是魏晋所筑,个别的在北魏时曾以小砖修葺加固。因此,城垛是在魏晋时现出的,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城垛。

当时主持汉魏洛城勘测的人,在据告中将外凸墙体之外的平台称作城垛是有道理的,在汉语中将建筑物凸出部分称作垛或朵。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称:“朵者,木下垂门堂,使出于门之前后,略取基意。后代有朵殿,今俗谓门两边伸出小墙曰垛头,其遗语也”[5]

城垛是今日学者所起的名字,其来源有自,不能算错,实际上以城垛的构造、功用而言,应当称作马面。由于汉魏之际历史文献中无马面的记载,称之为城垛是可以的,不过从马面的发展演变而言,城垛应改称马面更为科学准确。

 

三、统万城的空心马面

 

匈奴人赫连勃勃所建立的大夏(407-442),曾在朔方水(今无定河上游红柳河)北岸,以比干阿利为将作大匠,于凤翔元年(413)修建都城,号为统万城,寓君临万邦之意。后世又称之为赫连勃勃城或赫连城,由于城墙是用白粘土、白灰、沙子三合土夯筑,墙体呈灰白色,故当地人又称作白城子。其故址犹存,在今陕西靖边县红墩界乡。统万城由东西二城组成,中间只有一墙之隔。东城周长2566米,西城周长2470米。

西城的西南角特别高大,至今仍保留有31.62余米高,是全城的制高点。统万城的马面最富有特点,沈括记载说:“赫连城不甚厚,但马面极长且密,予使人步之,马面皆长四丈,相去六七丈,以为马面密则城不需太厚,人力难兼也。”[6]据实地考察所见,沈括的记载是属实的。

在统万城墙上,第一次出现了空心马面,它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城西南角制高点东南侧,发现有1座空心马面。经考古学家发掘,[7]发现空心马面高6米,边长7米,是一个巨大的方形空室。它分为上下两层,内壁光滑陡直,无楼梯,可能是以临时搭建的楼梯或绳索软梯上下。空心马面内有腐朽了的粮食高梁和草茎,还有许多河卵石,共有百余车之多。粮草是人马的食粮,河卵石是用于投掷的武器。空心马面实际上是贮藏粮草和武器的大仓库。由于只发掘了一座马面,属于空心马面,其它马面未经发掘,统万城究竟有多少空心马面,不得而知,可能不止一座。

空心马面上部是露天的,没有棚盖,侧面没有门和射击孔,显然它不是居住士兵抗击敌人的场所。不设门可以防止敌人窥视和破门而入,以保证贮存粮草的安全。就其性质来说,与明代的空心敌台有所不同,不过它却是明代空心敌台的先声。在城邑和长城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四、榆林镇的空心台墩

 

明代边墙分为九个管理区,史称九镇。这九镇是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九镇又称九边,是以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而设,主要是防御蒙古人,辽东镇是以防御女真人为主。明代后期又增设昌平镇、保定镇,是从蓟镇分划出来的新镇。

榆林镇原称延绥镇,延绥镇是九镇中设置比较早的一镇,后移治榆林城,改称榆林镇。榆林镇边墙建于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最初是巡抚都御史余子俊所建,以后又进行了多次增修、补修。

在余子俊以后,弘治十七年(1504)巡抚延绥都御史文贵曾上书明朝廷,提出了边墩的新样式,“谓旧墩易于颓坏,因以意造砖墩,四面作窗,可以放箭而虏不能近。”[8],从文贵奏书可以看出,最初榆林镇的边墩(即马面)是土墩,没有砌砖,在风雨侵蚀之下很容易颓坏,故而他提出改作砖墩,与此同时砖墩四面作窗(箭窗),使敌人无法接近。

文贵的建议颇具创意,很快被朝延批准。于是,文贵修建中空的新式墩台147座,“易以砖木,中空外坚,多留箭窗铳眼。”[9]统万城的空心马面,只用储藏粮草武器,没有可供射杀敌人的箭窗。榆林城距统万城很近,文贵很可能亲自考察过过统万城,受其启发而将边墩加以改进,增设箭窗作为射杀敌人的堡垒。文贵因此立功,受到明孝宗的奖励。

文贵所创建的空心墩台,就是空心敌台,有的保留至今。前数年我应邀到榆林城为陕西培训班讲长城,在讲课之余考察了镇北台,并见到了镇北台以东的空心敌台,

其样式构造与记载完全相合,由于时间所限,只考察了其中一二处。榆林地区风沙大,地近毛乌素沙地,大部分明边墙已被流沙掩埋,变成了黄沙梁和黄沙包。因此,无法确定文贵所建的147座空心墩台(空心马面)的分布情况。按理讲,这些空心墩台(马面)应当分布在镇北台的两侧,因为这里是军事防御的重点。

 

五、浙江台州桃渚城木构敌台

 

宋人陈耆卿撰《嘉定赤城志》,卷首附有州境图。在近海中绘有一岛屿,文字标作“桃枝头、轻盈”[10]。 “渚”指水中可居之地而言,今浙江临海市有十三渚,仍沿用此称。疑此桃枝头岛,即今日之桃渚。在近海地区,由于海退的原因,有些岛屿可以变成陆地。

现在所见的桃渚城,建于正统七年(1442),是为了抗击倭寇骚扰而建的千户所城。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与倭寇大战桃渚,战后为了加强防守修建了两座敌台。事见明人何宠撰的《桃渚城新建敌台碑》(仍保留在原地)。碑文称:“公(指戚继光)后以东西二角为泽,蔽塞不通,因建敌台二所。城上有台,台上有楼,高下深广,相地宜以曲全,悬?城外,纤悉莫隐。”[11]

城有四角,碑文所称“建敌台二所”属实,但是未指明二敌台的具体位置。当地人士认为,二敌台应建在城的西北角和东北角。城上台体及台上之楼无存,但台基十分明显,在原城角上外凸,东北角敌台东凸,西北角敌台西凸,台基用长方形条石砌筑,十分坚固。城墙墙体是用乱石砌筑,二者泾渭分明,可知敌台台基是后来戚继光补建的。

东北台基基础东凸6.8米,南北宽8.8米,自下而上有收分,顶部宽7米,现存高度6.1米。西北台基上部西凸2.3米,台基基础宽9米。顶部宽8.6米,自下而上亦有收分。现存高度2.3米。[12]这些数字表明,东北敌台规模大,西北敌台规模小,可能与城东近海有关。

戚继光修建桃渚城东、西二敌台的目的,即碑文所说的“悬?城外”,观察敌情,做好防敌的准备。碑文称“台上有楼”,此楼应是木楼,如果是砖楼,应有残迹保留下来。如今敌台上光秃秃的,没有任何建筑遗迹。浙江多山多林,建造木楼便于取材,又易于施工,可以加建造进度。不过木楼容易腐朽,加上濒海风大,早已无影无踪了。至于木楼的形制、样式,由于没有保留下来,今日已无法知其详。

浙江桃渚的敌台,与榆林镇文贵所建的空心墩台有所不同。一是功用不同,文贵所修是用于射击敌人,戚继光在桃渚所修是用于?望敌情。二是建筑材料不同,射击敌人要求墩台坚固,必须砖砌;观察敌情,木楼亦可。建筑材料的不同,是由于其功用不同所致,这个道理非常明白,勿需细说。

 

六、蓟镇边墙的空心敌台

 

在蓟、昌二镇边墙线上,既有空心敌台,又有实心敌台。空心敌台多修建冲要之地,,实心敌台多建于缓冲地带,敌人轻易不到的地方。这种轻重有别的做法,体现了突出重点,加强整体防御的军事理念。将有限的资金花在刀刃上,才能达到防御蒙古人入侵的目的。

现在有人称戚继光修建的空心敌台是上中下三层,可容纳百人。这种说法也是不准确的。戚继光最初的设想确实如此,不过后来谭纶做了修改,将三层改为上下二层,将容纳百人改为可容五十人。修改的目的,是为了加快修建的进度,不能把修建的工期拖得太长。因为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常常会出乎人们的预料,必须尽早完工。故而在蓟、昌二镇边墙线上,找不到三层的空心敌台。

有人称修建空心敌台的士兵,是戚继光从浙江带来的戚家军。实际并非如此,戚家军是作为练兵的榜样,起示范作用。最初修建空心敌台时,是戚继光之弟沂州把总戚继美带来的山东士兵1200人。按照戚继光的要求,戚继美先在怀柔大水谷修建了7座空心敌台,戚继光看了以后非常满意,于是以这7座空心敌台为榜样,全面铺开。为了保证建筑质量,戚继光提出要进行检查评比,奖励以银两,极大调动了修建空心敌台的积极性和修建进度。隆庆三年修建472座,到了隆庆五年累计修建1017座,到了隆庆六年蓟昌两镇累计修建1206座。到了万历三年,蓟昌两镇累计修建1337座,万历九年累计修建1448座,至此蓟昌两镇空心敌台的修建基本完成了。

 

七、结 语

 

马面初见于魏晋洛阳城,当时尚未马面之称,被今人称作城垛。城垛之名虽来源有自,不过很容易使人理解为是加固城墙的一种建筑作法。城垛可以加固城墙,可以防止其倾斜倒塌,这种具有力学原理的作法,至今在北方农村(例如北京门头沟)仍可以见到。不过城垛的主要功用是在军事上,可以减少正面射击中的死角,这是它得以发展,广泛被采用的主要原因。城垛便是最初的马面,应当将魏晋洛阳城的城垛改称马面为是。

空心马面以赫连勃勃的统万城为最早,不过它是以储藏粮草、武器为目的,不是士兵作战的场所。到了明代,由于北方边患严重,特别嘉靖年间俺答汗的内扰,给明朝廷增加了很大的忧虑。故而一方面扩大边墙的修建范围,另一方也在不断改进边墙的军防设施,空心敌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边墙上的空心敌台,从军事角度来看,就是一座座的小城堡,可以容纳许多士兵和武器。空心敌台就建立在边墙上,它与边墙内外的城堡有些不同,由于它是防敌的第一道防线,可以直接打击敌人,故而极大地增强了边墙的防敌功用。因此,研究明代边墙(即长城)时,必须对空心敌台进行深入研究。

明代最早修建空心敌台的人是文贵,他在成化末年、正德初年于榆林镇修建空心墩台(敌台)147座,要比戚继光在蓟昌二镇修空心敌台早60余年。因此,不能说空心敌台是戚继光首创的。文贵的空心墩台,是受统万城空心马面影响的结果。不过需要说明,明代九边空心敌台的数量不多。由于空心敌台必须用砖建造,有些地方资源贫乏,缺少木柴、煤炭和黄土(如河西地区),难以烧砖,这就影响了空心敌台的修造。文贵虽在榆林镇边墙建造过空心敌台,却未能在西北地区推广,其原因便在这里。蓟、昌是保卫京师的屏障,特殊的地理区位,使砖筑的空心敌台得以在这里大力推广。

 

注     释

 

[1]《长城百科全书》第703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长城辞典》第152页,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年。

[3]《史记》卷63,《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141页。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发掘记》,《考古学报》1963年第9期。

[5]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13下,《土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86上栏。

[6]沈括:《梦溪笔谈》卷11,《官政一》第4页。文物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

[7]陕西省文管会:《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8]、[9]《明孝宗实录》卷216。

[10](宋)陈耆卿纂、徐三见点校:《嘉定赤城县》卷首图一。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11]碑文由浙江临海市博物馆馆长徐三见先生提供。

[12]由徐三见先生实测。